lethe the drummer without Pu

尤先科领导乌克兰橙色革命胜利后一年，德国之声的记者跑到乌克兰去采访那里的人。记者找到了两个矿工，向他们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觉得民主后的日子过的比以前好多了吗？”矿工们的回答是：“相反，感觉比以前还糟糕，有更多的人失业了。而且当官的还是原来那帮人，没什么变化，照样在腐败。”记者接着问：“既然情况没有好转，那么你们会不会觉得民主没有必要？”矿工们的回答有些出人意料，他们说，“我们确实没有得到太多的实惠，但是民主还是要好过不民主。因为只要民主了，我就有投票的权利，就有可能把腐败的人选下来，哪怕这个可能目前很小。”

我觉得这两个矿工对记者的回答是对民主政治最简练、最准确同时也是最通俗易懂的概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主这个词确实被赞颂和诋毁的有些神化。热烈支持民主的人往往沉醉于被大词包装后的意识形态麻药之中。在这些人看来，民主并不是一切可能的政治制度中最不差的那个，而是一切可能的政治制度中最好的那个。这种对民主的误读一般会集中在两大人群中，一种是从来没有体验过民主政治又热切盼望民主的知识分子，另一种是对民主政治本身缺乏足够想象力的保守派“土人”。而这两大人群最容易表现出来两种不可救药的看法：前一种人会到处鼓吹民主政治将令所有问题都朝好的方向发展；后一种人则会恐惧任何可能破坏现有秩序的新鲜想法和改变，这种人会将民主固化为一套可以选择的“产品”，与前者靠腮帮子和笔杆子推销民主的方式不同，后者的推销方式往往夹杂着不那么民主的暴力，玩儿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民主”。

认为“民主是最佳选择”的两种人我虽然都不喜欢，但是平心而论，他们的害处都不大。拿那些生活在极权统治下热切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来说，我觉得这种从一生下来就被极权奴役，后来机缘巧合的自我启蒙了一把的读书人，把民主捧上天是可以理解的。把想要得到却又得不到的事物想象的很完美是人之天性，虽然，这种对民主的极端信仰如果拿去做个精神分析，得出的结论恐怕是某种深层的心理专制结构在作祟。

而那些热衷于武力推销“民主产品”的保守派土人们，比如美国的小布什，危害似乎也不大。他们顶多是拿着美国纳税人的钱跑去煞有介事的解放伊拉克人民，到头来先是因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师出无名，接着是虐囚黑狱搞的人权记录污点斑斑，最后在世界人民面前弄了个灰头土脸。但他们再怎么折腾，早晚也会被美国人自己选下去，所以他们对民主的“强买强卖”说到底也就是祸害一时，祸害不了一世。

在民主这个问题上，危害最大的是下面这种人：他们一面留意到了民主不那么美好的地方，一面又极力将民主打扮成“神话”，然后自己以先知先觉的聪明人面目出现来戳穿这个“神话”。这种人的危险在于他们完全清楚民主的好处在哪儿，却故意只讲民主的坏处，并以此来忽悠别人。这让很多原本希望生活在民主之下却又对民主的本质不甚了解的人，会因此拜倒在这些聪明人的脚下。因为他们被忽悠的，以为民主的生活虽然更自由，但却充满了不确定。与其那样，不如对那些比自己聪明的铁碗人物俯首帖耳，乐得省心。任凭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就会演变成一场人人明白却又很严肃的装傻充愣的掩耳盗铃游戏。结果就是看人家“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看自己则是“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独好！”

无论最终目的是要支持还是否定民主，“民主的神话”都没什么好作用，因为它容易掩盖住民主政治的朴素本质和无可替代的好处。对民主不能太信任，但又不能不信任。最好的做法是像约翰•杜威提倡的那样，将民主做为一种生活方式。可那是怎样一种生活方式呢？答案是像那两个乌克兰矿工一样，搞清楚民主之于自己的权利，在该用的时候用上它。平时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既不会因为“橙色革命”的成功而狂喜，也不会因为革命之后“没有什么变化”而怀疑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民主。

民主的玩儿法其实很好理解，不需要教。它用一套谁都不能随便更改的宪法，将这个国家的主权每人一份的分给国家里面的所有人。然后规定一个周期，在这个周期之内，行使国家权力的是台上的那一小撮人，没有天大的事儿不能随便换掉他们。到了一个周期的终点，每个人就可以拿出自己分到的那份儿权力，选择由谁来在下一个周期里替自己行使这份权力。按那个对民主既爱又恨的马克斯•韦伯的理解，号称建立在人人平等原则之上的民主制度，其实也就是在大伙跑去投票的那一会儿时间是真正人人平等了一下。搁在在平时，人还是照样分成三六九等。可他紧接着补了一句，即便就是那一下下的平等也足够成为民主不可或缺的理由了。因为就那么一下，所有人就都有了平等选择未来要过什么样生活的一次机会。

凭良心说，民主这玩意儿运行起来很没效率，会让一些能力超强的人做起事来碍手碍脚。这是民主最大的缺陷。可话又说回来，民主制度还是比所有不民主的制度好那么一点点。毕竟每过一段时间让所有人都能爽一下，好过只让一小撮人在大多数人头上一年到头儿爽个没完吧？

Max We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