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经济学人》杂志
原文:http://www.economist.com/opinion/displaystory.cfm?story_id=5660833
==============以下为翻译内容===============
中国如何发大财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1940年,***掌权的九年之前,***画出了他心目中的“新中国”。他说,在这个新的国家里,“我们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从地主手中没收土地。 在“耕者有其田”的理念下,将会“把土地所有权转交给农民”。 如果真的那样就好了。
那些“必要的举措”,包括大规模的屠杀。数以千记、甚至百万记的地主和他们的家庭被村民处决或殴打致死。农民们得到了他们的一亩三分地,但是并没多久。在1950年代后期,私人土地所有权被取消了,农民们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人民公社”成员。这样的剧变,加上同时发生的恶劣气候和“超英赶美”的狂热情绪,造成了几百万人死亡的大饥荒。
从我们的
调查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弥补了这些损伤。1976年***死后的几年里,人民公社被解散了。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农民们30年来第一次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但不是全部所有权)土地,农业产量也随即猛增。这正是如今震惊世界的经济改革的序曲。但是吸引外资的却是城市的繁华。自从1980年代早期引入外资开始,农村被城市远远甩开了。
这次,真正的向前一大步邓小平继续了***留下的两个农村政策: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城乡户籍分离制。其中后者正慢慢消失,因为城市需要廉价劳动力来维持制造业的繁荣。但是前者却依然坚挺。
现在是时候重提***对土地所有权的先见之明了。这将缓解农村矛盾、能源紧张,并且帮助形成一个领导们经常挂在嘴边的真正的市场经济。如果农民能抵押他们的土地,他们将获得资金来提高生产力。所有权会刺激他们这样做。而如果农民能卖掉他们的土地,他们能获得足够的资本开始城市生活。这将会刺激城市消费并且鼓励空闲的农村劳动力迁移进入城市。中国如果想保持它那惊人的经济增长并且减少不平等,那就必须促使数千万的农村空闲劳动力离开土地参与生产劳动。这样的迁移也能帮助留下的农民扩张他们的土地并且更有效地加以使用。
没有一个政府,尤其中国那个奇怪的政府,会轻易采取这样重大的举措。***的理论家过度紧张地念叨着农村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会造成很大的不稳定因素。他们担心一旦允许农民贩卖土地,将会重新出现一个地主阶级,并且大批农民会卖掉土地涌入已经很拥挤的城市,猛搭棚户区,增加犯罪率。
一些官员还把集体土地所有制视为仅剩的几个“社会主义”标志之一,生怕相关的争论会把这最后的教条也改变了。然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农民们用武力反对攫取他们土地的地方政府,这说明改革的不力才是不稳定的真正原因。尽管物质生活比1949年之前要好,很多农民还是觉得地方官僚已经变成了实际上的地主,有时候甚至会用黑社会组织来把农民赶出他们的土地。
一小部分反对土地改革的乡村人士说他们是为了农民自身的利益考虑。他们指出农民缺少社会保障,尽管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只有很有限的权力,但至少这些土地能喂饱他们的肚子。
这种论调的漏洞在于,从1990年代早期开始,大约共有400万农民被地方政府强行征用了全部或者部分赔偿,而只拿到了极少甚至没有任何补偿。此外,最好的保障农民利益的办法不是把他们绑定在土地上,而是更直接地为这些穷人投资公共服务。在财政收入快速增加,赤字降低,经济腾飞的中国,这点是不难做到的。按市场价格补偿被征地的农民,而不是只按最小的农业价值来衡量,也是一个好办法。中央正在制定的一项按价值计算的地产税,这将让地方政府不那么担心出售土地的一次性收入会有损失。
如果否认土地改革从长期来说会减少党对国家的控制,那是假话。10年前几乎所有城市房屋都是国有的,但经过25年戏剧性而又成功的经济改革后,目前大多数都是私有的了。从中兴起的中产阶级希望他们的新资产能够被保证不再被党所染指。业主们选举自己的业主委员会——独立于***——来保证他们的权利。新兴的一类律师,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党的配角,正在为资产受到政府威胁的人们辩护。业主希望住房周围有清洁的环境。环保主义,10年前在中国还很罕见,如今却已经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尽管如此,中国***表示如果经济发展需要,它将承担这巨大的风险。在过去十年来大范围的国企关闭和私有化,造成了数百万下岗人口之后,领导们意识到中国现在需要避免没有土地的农民成为另一次“改革的阵痛”,他们一方面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另一次剧变。所以现在是时候完成农村没有完成的改革了。
========================以上为译文========================
发现经济学人的语言写得特别中国话,几乎可以直接翻过来用。可能经济方面的中文本来就是英语直接套过来的吧。另外就是非常英式的-ise, -isation让吃多肯德基的我和金山词霸都反应不过来。